历经25年发展，中国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产品和公司数量、股东来源等都发生大变化，唯独区域分布至今仍保持着“京沪粤三足鼎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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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老十家”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其他地方注册的后起公募，也纷纷将办公地点往京沪粤挪。基金公司扎堆这些地方，主要是为了发展协同，即与所在区域的其他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交易所、上市公司等）形成充分的金融配套，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长时间聚集后，三地公募逐渐形成出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如谈及上海公募时，高大上、国际范等词语就自然脱口而出；深圳因有着众多创业型公募，则被贴上了“草根”标签；北京公募更多与“股东背景强大”联系在一起。地域特征不仅是感性直观的，还是理性客观的。如券商中国记者获取的数据显示那样，三地公募的权益和固收产品占比，是各地域公募整体风险偏好的体现。这些地域属性未来会更加明显，会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深化。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下称“天相投顾”）以基金业协会披露的基金公司注册地为口径，将市场15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划分为北京、上海、广东及其他地区四大区域，从公司数量、管理规模等维度，在接受采访时向券商中国记者呈现了中国公募版图的整体概貌。

具体看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公募基金公司数量分别为24家、69家、39家，占全国总家数比例在85%以上，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且在时间上呈现出了持续性。比如天相投顾观察到，2020年以来成立的公募基金公司，均选址京沪粤三地，且以上海和北京为首选注册地（两地新成立公司分别为6家和4家）。而成立于2000年前后的“老十家”基金公司，更多是在广东和上海（分别为5家和4家），仅华夏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4季度末按照资产净值全口径，北京、上海、广东（包括深圳）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分别为5.58万亿元、9.46万亿元、9.35万亿元。此外天相投顾将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划分为权益类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划分为固收类基金，描绘出了更详细的区域规模特点：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更偏好风险收益相对较高的权益类基金，该区域公募基金市场中权益类基金占比达31.79%，相较于其他地区占比更高（北京和广东这一比例分别为26.32%和30.03%）；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基金风格以偏稳健为主，固收类基金占比达72.99%（上海和广东占比分别为66.98%和69.13%）。

（来源：天相投顾）

此外，近年来京沪粤毗邻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基金公司。Wind数据显示，瑞达基金、兴业基金、兴银基金、圆信永丰基金注册制地是与广东毗邻的福建，去年底获批的汇百川基金注册地海南，同样与广东毗邻。浙商基金、永赢基金、南华基金注册地浙江省，与今年2月成立的苏新基金的注册地江苏省，则均与上海毗邻。但基金公司依然将办公地点选择在了京沪粤。比如兴业基金和兴银基金均选择了在上海办公；益民基金注册地在重庆，但办公地点是在北京；国新国证基金（原华融基金）注册地在河北雄安，办公地点也选择在了北京。

实际上，后起的中小基金公司往京沪粤靠拢，和早期成立的老一批公募有着共同的原因，即区域发展协同配套，这是了解中国公募区域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

“观察中国公募的地域分布特点，区域联动是个不错的视角。”允泰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付立春对券商中国记者指出，基金公司以京沪粤为聚集地，与所在区域的其他主体（如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上市公司、非上市重点企业、证券交易所等）一起，形成了较为兼容的金融配套。但每个地区基金公司的集中度有所区别。

付立春分析称，京地基金公司基本是在北京当地，以一己之力与京津冀形成配套；沪上基金公司林立，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也有一些中小公募，一起对长三角形成覆盖；广东基金公司主要是在广州和深圳，但佛山和毗邻的福建、海南等地近年有新公司诞生，一起对珠三角乃至整个华南区形成经济配套。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对记者表示，三地公募发展整体呈现了金融深化适配经济增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的基本特征，但各地发展也有差异化。比如注册公司的数量是上海领先于北京、广东两地；资产规模上上海也是趋于上升，与上海全国金融中心的定位是匹配的。但从单价基金公司规模来看，广东与北京的大公司占比较高，上海的中型公司较多，二十年来这一趋势一直没变。

嘉实基金注册地在上海，但实际办公在北京，业内一般视为北京公司，天弘基金、银华基金等公募也是如此。以此为口径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末北京、上海、广东公募的前十名非货总规模分别为2.73万亿元、3.37万亿元、4.54万亿元，首位公司规模分别为7103.63亿元、5864.08亿元、9783.01亿元，中位数分别为2125.05亿元、3082.45亿元、4694.21亿元，末尾公司规模分别为839.82亿元、1913.91亿元、1101.72亿元。由此可见，北京公募的规模梯队最明显，上海公司的规模整体较为均匀，广东公募的聚集效应最强。

魏凤春还说到，从产品和业务创新来看，广东公募基金相对更加积极，对市场的引领作用会更强。天相投顾统计了近三年公募基金行业新发基金数量及规模分布发现，上海和广东两地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在这两个维度均保持一定领先性，北京紧随其后。比如，在第一批公募养老FOF产品中，约42%的第一批公募养老产品来自上海基金公司，广东和北京分别占据了35%和18%的产品数量；首批REITs产品方面，广东上海两地基金公司首批的REITs数量占比均为33%左右，北京占比约为22%。“由此可见，在基金行业新政策颁布及新产品落地之际，北上广三地公司均快速响应，积极布局新产品，具有较强的信息有效性和较高的产品落地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因素在基金公司发展过程中是个大变量。除了上述宏观分析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更为微观的视角。从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来看，股东背景、市场化氛围、经商环境等是均被提及的共同因素。

“北京公募最大特点是股东背景很强大（尤其是银行和国资背景的基金公司），各方面资源很丰富。”某中型公募内部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这类公募的产品营销和品牌宣传较为低调，动作不会很大，但发展较为稳健，甚至某些细分领域可能还是隐形冠军。这些公募平时可能很少听到，但它们的名字一旦说出来，业内人都是知道的。但从规模上看，北京公募的分化情况较明显，头部公司很大尾部公司很小，但中等规模的公司比较少。

付立春认为，北京的大型国有基金公司较为突出，还有不少依托央企股东的中小型基金公司，这与北京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是契合的。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基金公司数量最多，对长三角辐射力较为显著，除了国有企业外，还有不少外资和民营成分基金公司。广州和深圳的基金公司股东成分更为均匀些，除了头部公司外，还有不少有地方特色的基金公司。这些地域属性未来会更加明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深化。

天相投顾认为，京沪粤区位特点上各有不同，上海和广东的基金公司整体上是高速度发展，北京地区基金公司发展态势则偏于稳健。相对应的是，上海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较为突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依托于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政策，营商环境相对占优。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更为发达，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天相投顾以京沪粤规模最大的三家公募作为案例分析认为，华夏基金在发展中更具合作精神，富国基金更具创新精神，易方达基金更具进取精神。比如，华夏基金立足本土优势探求国际化发展之路，与国际机构在养老金研究、因子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富国基金在各个产品创新节点均率先布局，为行业发展提供先行经验，如在2008年10月推出国内首只创新封闭式债券基金富国天丰，2013年发行国内第一只浮动费率债券基金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等。易方达基金规模目前管理排名第一，获得多项业务资格，还是国内较早开展责任投资的资产管理机构。

在魏凤春看来，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公募基金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的动力和能力的激发。股东关系、券商保险、银行渠道等先发优势在一定阶段可以帮助公司发展，但不会根本确立公司的市场地位。三地公司的市场地位本质上还是通过长期的价值发现、客户体验等，是基金持有人用脚投票来完成的，公司的平台价值形成的惯性作用也不可忽视。“目前以广东、上海为主的很多中小公募基金逐步形成专精特新的商业模式，在工业化与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颇有意思的是，地域属性虽偏宏观，但每个地方的基金公司发展离不开具体的人。多位采访对象根据日常感性观察，对记者道出了他们眼中的公募区域差异。

以品牌营销为例，上述中型公募内部人士对记者直言，上海公募的主要特点是“高大上”“国际范”，“如果基金圈出现吸引眼球的动作，大概率是出自上海的公司。”比如在品牌营销方面，上海基金公司的视觉效应会更好些，甚至会使用小剧情嵌入视频中，拍出明星大片的感觉，但有时候也会拍得太过，变得花里胡哨。

与上海的高大上相比，深圳公募就显得相对草根一些。“除了南方、博时、招商、鹏华等老牌公募外，深圳多数公募的‘草根’特征较明显，倒是和深圳这个地方很契合。这些公募大多是创业型公司，深圳地域的包容性和税收优惠、营商环境等是吸引他们落户的主要原因。近年兴起的前海基金小镇等项目，都是这些草根公募和地方发展协同的结果。”

北京公募方面，从业者感受到的最直接优势，是“离监管机构的距离更近些”。北京某公募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离监管机构近些，可以在日常运作中更好地领会监管精神，发行产品时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也会更顺畅，比如纸质批文的领取更便捷，所以部分基金公司即使总部不在北京，也会将产品设计的部门设立在北京。该人士还说到，北京基金公司的股东方大多位于北京，如华夏基金的股东中信证券、工银瑞信的股东工商银行以及泰康基金的股东泰康资管等均坐落于此。“鉴于此，在股东方能够给予销售层面支持的背景下，若将基金公司设立在北京，基金销售渠道的沟通与拓宽则更具有便利性。”

更为有趣的是，不同地区公募的投研氛围，居然也存在差异性。

基金圈内某位资深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说到，上海公募数量占比接近全国一半，投研圈的互动氛围很好，平时下班和周末的交流比较多，各种沙龙等活动也很多。相比之下，深圳公募比较草根，投研圈的互动比较少，基本是各搞各的，基金经理投资也不看啥大思路，主要是钻研个股，以自下而上的调研和基本面研究为主。北京方面，该人士表示因为高校、部委等资源丰富，宏观方面的消息会对基金经理的投资有影响，因此整体的投资框架会偏向于自上而下或者是上下结合。该人士还透露到一个长期观察的现象：位于广州的易方达和广发基金因为都属于广发系，管理层较为稳定，投研部门相互之间基本不会互相挖人，所以两家整体发展较为平稳。

“上海在历史上就是远东金融中心，如今也是外资机构聚集地，外资公募自然会往此靠拢。有些合资转外资的公募，未来有可能会搬来上海。但和其他外资机构一样，外资公募也存在水土不服现象，有些公司业务近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原因除了不适应（或者是不认同）本土商业环境外，投资思维也和国内机构不太一样。外资投资风格主要分两类，一是主动性的集中持股（有别于策略单一的大规模基金的被动持股），二是低波动。但这几年业绩好的基金，大多具备均衡和轮动特点，这是外资公募难以做到的。”上述中型公募内部人士说。

责编：战术恒

校对：高源